今年10月份，我应国际劳工组织（ILO）邀请参加了在德国慕尼黑的一次闭门专家研讨会。研讨大体内容是新时代的医护从业者面临的各种职业风险。参会的专家主要来自欧美国家，并没有亚洲、非洲和大洋洲的代表。欧美这些国家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，兼之成功地废掉了制造业，所以正在快速的转变为服务型社会。而在服务型社会中，医护行业可谓是最重要的一环。国际劳工组织和欧盟专家都一致认为现存的相关文献、标准都极其老旧，急需更新。
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里，有种说法叫做“医者仁心”，好像医护行业天生就有很高的道德标准加持，随时需要牺牲自己救助他人。在很多医护环境里，这种牺牲往往指的是职业风险。在医院里，多数医护人员并不是坐办公室的白领，他们每天面对的，是药剂、病毒、噪音、辐射、（自己和他人）暴躁的情绪。换个角度想，他们才是最需要被保护的人群。
此次研讨会上专家的共识是：过去几十年，医疗环境改变了很多，并不只是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环境良好整洁的医院。未来医疗会更多走出医院：上门护理（Home Healthcare）和养老院（Long-term Care）。其他一直不认为是传统医疗环境的牙科诊所、急救车、甚至宠物医院，都被定义成了广泛医疗环境的一部分。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，与其专注于医疗环境，更好的研究方法则是针对医护人员（Healthcare Workers）。
从新冠疫情以来，生物暴露成了连普罗大众都熟知的东西：各色病毒、细菌、霉菌、体液……每一次使用针头、每一次咳嗽喷嚏、每一次冲刷病房厕所，都造成对医护人员的潜在风险。其实很多医护人员虽然从事的是健康相关的工作，但是一场疫情下来暴露出很多个体防护的问题：口罩不合适或者选用了不合适的口罩、长时间戴防护装备导致不适。
再看物理风险。放射科医生要防辐射，手术室护士要忍受机器噪音，牙医和康复师长期低头弯腰，腰酸背痛几乎是职业标配。而在化学生物物理之外，还有一种看不见的风险：心理压力。长期值夜班、面对生离死别、被病人家属责怪、甚至遭遇暴力事件，这些都让不少医护人员长期处于高压状态。很多人表面坚强，心里其实疲惫不堪，是口罩和白大褂无法掩盖的焦虑。
从新冠疫情以来，生物暴露成了连普罗大众都熟知的东西：各色病毒、细菌、霉菌、体液……每一次使用针头、每一次咳嗽喷嚏、每一次冲刷病房厕所，都造成对医护人员的潜在风险。其实很多医护人员虽然从事的是健康相关的工作，但是一场疫情下来暴露出很多个体防护的问题：口罩不合适或者选用了不合适的口罩、长时间戴防护装备导致不适。
再看物理风险。放射科医生要防辐射，现在很多医院还使用紫外线进行消毒。手术室护士要忍受机器噪音，牙医和康复师长期低头弯腰，腰酸背痛几乎是职业标配。而在化学生物物理之外，还有一种看不见的风险：心理压力。长期值夜班、面对生离死别、被病人家属责怪、甚至遭遇暴力事件，这些都让不少医护人员长期处于高压状态。很多人表面坚强，心里其实疲惫不堪，是口罩和白大褂无法掩盖的焦虑。
从人群分布来讲，欧美国家的医护群体以女性为主。她们要在工作与家庭之间来回奔波，还要担心药物和化学品对生育的影响。而大量涌入的外籍护理人员、合同工往往培训不足、存在语言障碍，更容易被忽视。
上述的这些职业暴露和风险因子叠加在一起的时候，又会导致协同效应，进一步加大危害。所以从职业健康的角度看，医护人员更加需要工程防护和管理层面的保护。医护环境应改进通风，尽量减少使用有害化学品，合理安排班次，并为医护人员提供心理支持。因为这些有血有肉会疲惫的医护人员，很有可能在未来的社会里扮演着超过很多行业的重要角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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